[6]基于此，国家根本制度、公权力运行和公民基本权利等内容也就成了宪法的主要规范对象，在规范上也就呈现出原则、笼统和大量不确定法律概念充斥其间的特点，同时这也是其作为法治秩序基础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哪一个都不得通过法律以援助一个宗教、援助所有宗教或对一个宗教比其他宗教更有利。在宪法和宪政诸多的价值功能中，本文所探讨的主题就是其中一项亟待重视、开发和利用的功能。

二、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在当前对新蒙昧主义的关注和对新启蒙运动的倡导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长久以来未被关注乃至被忽视的社会现象，那就是观念形态里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的性质、地位和价值功能的问题。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就是宪法诸多价值功能中的一项重要的价值功能。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都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的存在，每个社会和国家都必然存在着某种因特定的社会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社会评价体系，差别只是性质不同与作用各异而已。也不管你是否情愿或不以为然，它事实上在潜移默化地指引着你的思想活动和行为方式，甚至整个社会的动向和活动都受着它的主导。所谓价值观，就人文方面来说，人们对各种事务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事务的一种基本的看法，并根据对人们是否有好处或有利益的评价，而采取是接受还是拒斥，是可欲还是规避的一种取舍的态度。

对于前者，即使我们不赞成他们的原始信仰体系，也应当予以宽容。有的县委领导班子在县委机关大院内埋符咒祈求升迁。但是有些情况对于准确了解这一事件是不应忽视的。

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如果任何一方抱着以自己为全社会核心的霸道心态，非得由一方压倒另一方，梭伦立法和改革肯定流产。在这里，人类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市民：他们在法律上平等，都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参与和分享文化成果的机会，而各种节日进行的赛事、戏剧演出，对全体城邦开放。雅典人站在哪一方面，优势就转到哪一方面。

体现于法律和改革中对权力的约束以及政权基础的扩大使其有了立宪和民主的因子，立法中贯注的平衡精神则不仅为后来西方一些大思想家、政治家所重视，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阶段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政治实践，比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国家之间就竭力通过保持平衡大国关系来维系和平，当时最重要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述中对此作了特别总结，他的外交活动也尽力想通过推动大国平衡来保卫他的祖国佛罗伦萨…… 二是雅典社会各方没有各执一端而是表现出妥协精神，这使和平解决冲突成为可能。通过大赦政治犯，抑制了派性斗争的残酷性，促进了社会和解。

尽管当时对人的认定还很狭隘，公民范围更限制在本邦的成年男性，但公民范围内已经否定了东方通行的人与人关系上发号施令与服从的不可逆关系。通过解除债务法，使已经要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摆脱了困境。希腊后来被征服，则跟雅典霸权破坏了城邦之间的平衡不无关系。雅典公民可以自由的批评官员，倒是官员必须能容忍批评甚至容忍挑衅。

不诉诸暴力而是以公正立法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实现和平转型，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奇迹。1、雅典的政治结构及政治生活特征 首先，出于对权力滥用特别是出于对僭主政治的防范，否定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首创了一种公民广泛参与的制度，并且首创了一种初具对抗性的权力结构。德拉古立法以严峻著称，任何罪行都要被处死，被称为血腥的立法。就古希腊对西方后世的影响来看，这个说法不夸张。

希罗多德作为观察者、记录者和外邦人，在对政体的评价上，他的看法更超脱、客观，比身在局中的政治家可信。居然使孩子与父亲、主人与奴隶平起平坐，连动物也比在其他城邦不知自由多少倍，畜生们个个充满了自由精神，它们神气活现，连驴马也习惯于十分自由的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它们而不让路的话。

③同上291-293 ④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翻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译本，518页。除此之外，还有毁誉参半的陶片放逐法和指控程序。

当他妻子的外乡人身份使他唯一一个儿子的公民权成了问题时，他不得不向公民大会提出申诉。4、希腊政治遗产的发展脉络 小而分散、各自为政的城邦之间很难建立牢固的联盟。柏拉图是民主制的敌人，他在《理想国》里对民主制进行了激烈抨击和讽刺，但他对民主政治的漫画式刻画与民主政治赞同者颂扬的那些特征却非常一致：自由、平等、宽容、自尊。然而，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只要选举过程基本公正，不违规，无论最终结果是否符合每个选民的心愿，选民的意志都参与进了其中。这是所有希腊城邦的共性。而在一些地方，国家权力凭借庞大的军队、警察，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对社会无孔不入的渗透，又把如何防范国家吞噬社会这一新危险推到人们面前。

奇迹能够发生，有两点很重要。这种无政府主义还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中，甚至传染给动物。

美国制宪过程以及各州通过宪法建立联邦时，跟两千多年前雅典梭伦立法的一些相似处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全都可以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根。

然而，以雅典为典范的古代民主制有相当粗陋的一面，无疑也有她的历史局限性。防范权力的思想和实践。

这一点，无论是作为梭伦、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思想还是城邦内的实践以及处理城邦关系的准则，都深刻影响了后世。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两大史学家，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埃斯库洛斯、欧里披底斯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雅典何以能成为民主制的诞生地，雅典人发明的一些在后人眼里毁誉参半的管束权力的措施，他们对僭主和僭主政治的心态是可供我们寻求答案的重要线索。在它存在的几百年间成就了传奇般的伟大。

在最终被定罪后，他又选择了尊重法律，当了言论自由的烈士。这场为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的立法完全不同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山大王逻辑

因此，面对一个具有如此独特时代魅力的概念，美国学者突破了单纯从理论视角对问责内涵和外延进行解析的藩篱，通过剖析并回应实践中所发生的每一种问责关系背后所隐藏的共通性问题来解读问责内部构成与运行边界的复杂度。鉴于人民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人民对问责的期待并不可能实现精确地整合与诠释，毕竟不同的民众基于其自身的立场和需要可能会对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其行政官员产生不同的问责需求。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进入专题： 行政责任 行政问责 问责制 。为了确保公正问责的顺利、有效开展，与财政问责一样，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人民对公正和平等的期待具体化为一系列的规则、程序与标准(公法)。

这一点对选举类官员尤其适用。然而自问责产生之日起，问责的语义边界以及内部构成就一直处于游离不定之中。那么在具体问责实践中，是更应该侧重于财政问责和公正问责所依托的程序，还是强调绩效而产生的结果？当人民对财政问责和公正问责的期待已经被法典的一系列明确的规则和规定所确认，而人民对政府行为的结果至今仍旧无法达至共识的背景之下，显然，前者的问责标准将比后者更为正式、更为具体、更为细致、更为客观、更为固定以及更具可接受性(13)。(20) 相比之下，将组织责任转化为单一个体责任，无疑将使问责过程简单得多。

对于实践中引发问责的有害决策、有害结果、有害决定、已经认可的错误决策或者道德上有争议的行为过程，到底是应当追究组织责任还是个人责任？如果要追究个人责任的，是应当侧重于某个人的责任，还是所有的参与者？在财政问责和公正问责领域中，问责通常是由行政官员个人滥用职权所引发，相应地，因滥用职权而引发的后果责任理应由滥用职权行为人自己承担，然而，在绩效问责领域，谁应当为政府绩效承担责任？在财政问责和公共问责领域中，判断所涉具体责任人相对比较简单，因为通过识别所涉行政官员是否违反了公法规范即可判断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当人民有关问责的现实需求随着问责环境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问责的事项范围也必然要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行政首长负责制其实隐含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即行政首长本人确实对引发问责的失败做出了一定贡献。(2)政务类官员，指高级的、非职业性的、具有政治地位、往往享有决策权的行政官员，根据任命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高级官员和低级官员，前者是指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行政官员，具体包括联邦内阁委员会成员、各部部长及其主要副手以及其他重要行政机关高级负责人员，后者是指由总统、法院或各行政部门首长任命(通常不须得到参议院同意)的行政官员，比如局长等。

实践中，借助最高法院一系列的判决，逐渐地对上述不同类型行政官员的分界点作出了阐释与澄清：比如在1976年巴克利诉瓦莱奥一案中，③最高法院对政务类官员和事务类官员做了区分，并认为政务类官员(officers)是指依据美国法律履行重要职能的、需经任命程序而产生的官员，而事务官则是从事于政务类官员并履行次要职能的官员。问责承载了美国民众对执政者的诸多关注和期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期冀为问责明确化所做的努力必将永远也无法追赶问责内涵必须与时俱进以回应民众所需的基本态势。